揚州地區的寶應人提及朱家“兄弟三進士”都耳熟能詳，清著名考據學家朱彬，其子朱士彥、朱士達、朱士廉先后都考中進士。其中老二朱士達號“恕齋”，生活于清嘉慶道光年間，曾任湖北布政使，謚號“文定公”。其子朱念祖號“集之”，曾任直隸知州，誥受中議大夫，晉贈光祿大夫。
　　近見他們父子二人的兩方小銅印，一為桎鈕，一為竹節提梁鈕。通高3厘米左右，印面都在2平方厘米上下，每方約16克重。一曰“恕齋”，一曰“集之”。字號印都是私人交往的印信。古人的名字多是長輩擬命，而號則是自定的，多突顯個人的情感志向，兼有把玩自律的功能。往往是一種雅愛的寄托，人格品性的象征。以他們當時身份地位，有足夠實力玩一些高檔玉石，貴金屬牙角之類材質的私印。而他們用的卻是普普通通的銅質印，很似普通百姓，村野文士之物，幾乎未有裝飾，按當時銅幣等價的市場規律，再加上制作費用，推算不會超過20文錢，相當于今天小幾十元。窺一斑而知全貌,由此也看出他們應是非常清廉、務實、正派的官員。據寶應縣志和相關文檔，民間口碑載傳,朱士達為官期間“賬災懷寧，存活數萬人”。治理水患，盡革宿弊，贈書院膏火。任霍山知縣離任時，霍山父老“攀轅數里，持《攀轅圖》相送”。他與愛國志士林則徐過從甚密，肝膽相照，愛國情懷息息相通。道光22年林則徐因鴉片戰爭失敗流放伊梨，途經西安，時士達任陜西按察使，在駐地西安不避誹言，熱忱相待，并徹夜長談，憂國憂民，發自肺腑。臨別時饋贈自己薪俸銀400兩，以助川資。林則徐親自為士達父親朱彬的《禮記訓纂》作序。士達離任后寓居揚州，主持地方書院，宅院與阮元府第相近，常與阮元談古論今。與鄰邑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亦為學術摯友，著有《知足知不足齋詩文集》傳世。所謂“知足”，即對個人乃至家庭的或高或低的待遇生活永遠知足。“知不足”，就是自律修身，學問探究，為國為民，心憂天下，永不滿足。
　　其子朱念祖號“集之”，任直隸知州時“捐廉開鑿山徑，興學育人”，“疑獄多所平反”。任乾州時，有一巨豪欺壓鄉里，念祖決不與通，適其家失火，念祖參與救火，這巨豪用重金來謝，“念祖嚴斥之”。坦蕩正直之心，溢于言表，大是大非面前正氣凜然。道光年間，父憂歸家，適黃河水患南淹，寶應西界劉家圩告急，行將潰缺。念祖毅然前往治洪，“其妻高氏變賣簪珥衣服相助。晝夜巡視，圩賴獨全”。同治四年復任，逝于山東路上。
　　父子二人同為當代理學大儒，盡管是封建社會的官員，但不失為心憂天下，為國為民的好官員，用其兄長朱士彥的話說“身乃國家之身，豈吾身耶!”這也許就是他們家風吧，這更是一種嚴于自律，對國家對人民強烈的責任感，擔當精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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